一、争议焦点：隐名股东能否排除股权强制执行？苏州司法实践的二元对立

 

　　在苏州地区商事纠纷中，股权代持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频发。当名义股东负债导致股权被查封，隐名股东能否以实际权利人身份排除执行，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分歧：

 

　　否定说主导本地常规裁判：如苏州中院（2018）苏 05 民初 55 号案件明确指出，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，债权人对股权登记的信赖利益应优先保护，隐名股东的内部代持协议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。这与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办理工作指引（三）》第 17 条精神一致，即非股权交易类债权人也属商事外观主义保护的 “第三人” 范畴。

 

　　肯定说的例外适用场景：若隐名股东能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或应知代持关系（如债权人与名义股东存在特殊关联、代持事实已通过公司决议等形式公示），苏州法院可能支持排除执行。这种 “内外有别” 的裁判思路，既维护了交易安全，也为真实权利人事先防范提供了空间。

 

　　二、核心辨析：突破 “外观主义” 迷思，回归责任财产本质

 

　　作为长期处理苏州公司纠纷的律师，笔者认为，判断隐名股东能否排除执行，关键应跳出 “权利优先性比较” 的误区，聚焦案涉股权是否属于名义股东责任财产这一核心标准：

 

　　股权登记的 “证权属性” 而非 “设权属性”：新《公司法》第 34 条明确股权登记仅具对抗效力，而非物权意义上的权利推定。苏州法院在近年裁判中已逐步认可这一立法精神，不再仅凭工商登记直接认定股权归属，而是要求实质审查出资真实性与代持合意。

 

　　金钱债权人无信赖利益保护基础：商事外观主义的核心是维护交易安全，仅适用于以股权为标的的交易行为（如股权转让、质押）。对于普通金钱债权，债权人并未基于股权登记作出交易决策，其信赖利益缺乏法律依据 —— 这一点在苏州某科技公司股权代持执行案中已得到体现，法院最终以 “债权人未与名义股东发生股权交易” 为由支持了隐名股东的异议请求。

 

　　否定说的六大实践困境：司法实践中，单纯以 “外观登记”“请求权性质” 否定隐名股东权利存在明显缺陷：其一，股权登记不具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；其二，将隐名股东 “可归责” 作为权利剥夺理由缺乏正当性；其三，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 310 条并未限定排除执行的权利类型；其四，偏离 “是否为责任财产” 的核心审理目标；其五，可能引发多轮衍生诉讼；其六，与 “责任自负” 的民事基本原则相悖。

 

　　三、裁判思路：苏州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五大审查要点

 

　　结合本地司法实践与新规精神，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需遵循 “实质审查、权责一致” 原则，重点审查以下五方面：

 

　　法律关系定性：区分委托代持（完全隐名 / 不完全隐名）、借名投资、合伙投资三类关系，核心看 “谁实际出资、谁行使股东权利”。苏州法院通常以 “出资凭证 + 股东权利行使记录（如分红领取、股东会参与）” 作为核心证据链。

 

　　投资真实性核查：严防虚假诉讼是审理重点。苏州法院会严格审查代持协议签订时间（是否早于股权查封）、出资转账的真实性（排除往来款混淆）、公司其他股东的知情情况，必要时会依职权调查公司财务账册与股东会记录。

 

　　股权份额明确化：若名义股东自身也有出资，需区分代持份额与自有份额，仅能对隐名股东实际享有的份额排除执行。实践中，隐名股东需提交代持协议、验资报告、其他股东认可文件等予以佐证。

 

　　例外情形排除：两种情况不得排除执行：一是申请执行人系股权交易的善意相对人（需满足 “不知情 + 无过错”）；二是股权代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（如上市公司股权代持、为规避股东资格限制的代持）。

 

　　新规衔接适用：《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》第 36 条已成为苏州法院审理的重要参考，其明确的 “查封前真实代持 + 显名条件具备” 标准，为裁判提供了更清晰的依据。

 

　　四、新规评析：《征求意见稿》第 36 条的突破性意义

 

　　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 36 条的出台，有望终结长期以来的司法争议，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方面：

 

　　正向标准明确化：以 “查封前真实代持 + 显名条件” 作为排除执行的双重门槛，既防范被执行人恶意串通，又保障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例如，隐名股东已缴足全部出资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显名的，排除执行的可能性显著提升。

 

　　反向责任锁定：若隐名股东为被执行人，其债权人可申请执行名义股东名下股权，名义股东不得以 “登记股东” 身份抗辩 —— 这一规定彻底打破了 “名义股东免责” 的误区，与苏州法院 “实质责任” 的审理思路高度契合。

 

　　行为指引功能：督促隐名股东及时办理显名登记，避免因 “怠于行权” 丧失排除执行的权利；同时提醒债权人在保全股权时，需核查是否存在代持关系，降低执行风险。

 

　　五、王敏霞律师深度点评：苏州企业与股东的风险防范建议

 

　　作为深耕苏州商事法律领域的苏州律师，结合本地司法实践与新规动态，笔者在此提醒相关主体注意：

 

　　隐名股东的事前防范：股权代持协议需明确约定 “显名条件”“股权被查封后的救济机制”，同时保留完整的出资凭证、股东权利行使记录，必要时可要求公司其他股东出具《知情确认书》。建议在条件具备时及时办理显名登记，避免因 “隐名” 陷入执行困境 —— 这也是新公司法强调 “股权登记对抗效力” 的立法本意。

 

　　债权人的风险核查：在申请执行名义股东股权前，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公司章程、股东会记录等渠道核查股权是否存在代持嫌疑，必要时可要求名义股东出具《股权无代持承诺函》，避免因 “执行错误” 导致权益受损。

 

　　司法实践的未来趋势：从苏州法院近年裁判来看，“实质审查” 已成为主流，单纯依赖工商登记的裁判思路正在改变。《征求意见稿》第 36 条正式实施后，“责任财产认定” 将成为核心审理标准，这既符合 “产权保护” 的司法导向，也为商事主体提供了更清晰的行为预期。

 

　　争议解决的本地路径：苏州地区当事人遇到此类纠纷时，应重点关注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办理工作指引（三）》的具体规定，同时结合新公司法第 34 条、《民事诉讼法解释》相关条款构建证据链。建议在诉讼前咨询专业律师，通过 “出资真实性固化 + 股东权利行使举证 + 新规适用论证” 提高胜诉概率。

 

　　总之，股权代持的核心风险在于 “名实不符” 引发的权利冲突，而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是 “真实权利与外观信赖” 的利益平衡。新规的出台为争议解决提供了明确路径，而事前防范与事中证据固化，才是规避此类风险的根本所在。苏州企业与股东应强化合规意识，在专业律师指导下规范股权代持行为，避免因制度漏洞导致权益受损。